央廣網北京1月2日消息（記者 李洪鵬）歲末年初，很多公司會舉辦年會聚餐等慶祝活動。2024年初，上海一公司員工陸先生在聚餐中不幸飲酒死亡，其家人向法院提起訴訟，要求公司支付死亡賠償金、喪葬費等費用。近日，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就在松江巡回審判點審理了這起案件。

公司聚餐喝酒出現死亡，公司是否會承擔責任？共同飲酒者要擔責嗎？能被算作工傷嗎？對此，記者采訪了律師。

員工應當承擔主要責任？

45歲的陸先生在上海一家公司擔任銷售，2024年初，在外地出差的他特地趕回上海參加公司年會。由于趕到現場時年會已過半程，于是陸先生隨便吃了幾口飯菜，就拿起酒杯開始敬酒。陸先生飲用白酒后沒多久，就在椅子上坐不住了，摔倒在地。同事把陸先生扶起來后，他又滑了下去，并向同事表示自己要休息一會兒，隨后就徑直躺在了地上。

當時，這一幕還被同事拍了短視頻，打算留著第二天打趣。視頻中，陸先生側臉趴伏在地板上，面部、耳朵、手掌明顯發紅，雙眼緊閉，眉頭緊皺。晚上9點，年會結束，同事們散場離開時卻發現怎么也喊不醒陸先生，隨即將其送往醫院。不幸的是，陸先生當晚就被確認死亡。

上海一中院開庭審理一起案件（圖片來源：《案件聚焦》欄目微信公眾號 央廣網發）

公司方認為，公司作為年會組織者，已經盡到足夠的安全保障和注意義務，不應承擔賠償責任。陸先生敬酒期間，公司負責人和其他員工沒有任何勸酒行為。陸先生作為一個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，對自身的身體狀況，以及自身酒量的大小，應該有一個清晰的認知。

陸先生家屬認為，陸先生倒在地上的姿勢，不是正常狀態且躺倒在地上后，至少有半個小時的時間沒有人管他。公司沒有及時注意到陸先生的異常狀況，延誤了搶救時機，應當承擔賠償責任。

上海一中院經審理后認為，死者是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，理應對自己的身體狀況、酒量、飲酒過量的風險，具有足夠充分、清醒認識。在本案中，陸先生從外地風塵仆仆趕回來，在身體比較疲憊的情況下，沒有秉持適量飲酒的原則，四處敬酒，導致自己飲酒過量。對于死亡后果，陸先生自身應當承擔主要責任。同時，公司作為年會的組織者，沒有在陸先生大量飲酒時及時提醒和勸阻，也沒有在陸先生醉倒后盡到充分的照顧和救助義務，同樣存在一定的過錯，應當承擔相應賠償責任。

一審法院判定公司承擔20%的賠償責任。公司不服，向上海一中院提出上訴。

誰還有責任？

記者注意到，參加公司聚餐飲酒后身亡的司法事件并非個案。2023年1月，四川攀枝花男子楊某在公司年會聚餐時，因大量飲酒導致身體出現不適，送醫搶救無效死亡。楊某家屬認為，公司未及時送醫，且無人看管是導致楊某死亡的直接原因，因此向法院起訴索賠。法院認為，楊某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應自擔主要責任，公司未完全盡到必要的注意、警示和救助義務，承擔20%的賠償責任，判決公司賠償24萬余元。

1月1日，北京市律師協會商事犯罪與辯護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、北京市盈科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李娜表示，在公司團建聚餐時推杯換盞的飲酒行為有助于提升氣氛，增進彼此感情。然而，每個員工對酒精的耐受度各有差異，身體反應也往往不同。

對于公司是否要承擔責任的問題，李娜表示，首先飲酒者一般是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，應當對自身安全盡到謹慎注意義務。飲酒者對自己身體狀況最理解，應能預見到飲酒過量導致的后果。如果飲酒者明知自己不勝酒力仍大量飲酒，在酒桌上或回家過程中發生死亡，主觀上存在較大的過失，應當承擔主要責任。

她說，如果公司作為聚餐活動的組織者，召集大家進行聚餐等，應對聚餐團建活動的人員范圍、組織安排和安全保障等方面做好妥善安排，有義務防止意外事件發生。根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條規定，賓館、商場、銀行、車站、機場、體育場館、娛樂場所等經營場所、公共場所的經營者、管理者或者群眾性活動的組織者，未盡到安全保障義務，造成他人損害的，應當承擔侵權責任。在實踐中，如果公司未能舉證證明已盡到組織安排及安全保障等義務，亦會判決承擔部分責任。

共同飲酒者是否承擔責任？李娜表示，這部分責任仍適用“誰主張誰舉證”原則，如果無法證明共同飲酒者存在“攀酒”“不當勸酒”等行為。在實踐中，共同飲酒者一般不會承擔民事責任，有時法院也會基于人道主義原則，判決共同飲酒者承擔一定的補償責任。

會被算工傷嗎？

2021年2月2日18時許，深圳某公司員工吳某在其被派駐的東莞某公司食堂參加年會聚餐。同桌6人，其間吳某有喝酒。當天20時許，吳某由同桌兩人攙扶送往東莞某公司宿舍休息，該公司負責人也在留下兩瓶礦泉水后離開。其室友稱，當晚吳某兩次嘔吐，對其進行了照顧。次日上午，東莞某公司負責人前來探視，詢問吳某是否喝多。吳某蘇醒，但擺手表示不想吃東西。2月3日18時許，吳某被發現猝死在宿舍洗手間。公安機關認定死因為心源性猝死。2021年3月，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對吳某的死亡決定不予認定為工傷。

2021年7月，吳某家屬向東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狀告深圳某公司、東莞某公司及吳某同桌6人，認為對方未盡安全保障義務，索賠111萬余元。

法院審理后認為，吳某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，應對飲酒可能后果有足夠認識，其對死亡結果承擔主要責任。東莞某公司是聚餐組織者，在吳某酒后嘔吐、次日無法正常上班的情況下未及時送醫院治療，承擔一定責任。深圳某公司未組織和參與聚餐，吳某參與涉案聚餐不屬工作任務，人社部門亦認定吳某死亡不屬工傷，故深圳某公司無須擔責。綜上，法院酌定吳某自行擔責95%，東莞某公司承擔5%責任，其他被告無須擔責。本案賠償費用依法計算為1126951元，東莞某公司承擔5%責任56348元。吳某家屬不服，提出上訴。日前，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終審駁回上訴，維持原判。

對此，李娜表示，根據《工傷保險條例》第十六條的規定：職工符合本條例第十四條、第十五條的規定，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認定為工傷或者視同工傷：（一）故意犯罪的；（二）醉酒或者吸毒的；（三）自殘或者自殺的。若是醉酒狀態導致損害的，不認定為工傷或視同工傷。因此，員工在公司聚餐喝酒時出現傷亡不能算工傷。

李娜表認為，每個人都是自身安全第一責任人，員工在聚餐飲酒時要在自己酒量、身體狀況允許的范圍內適度飲酒。共同飲酒者切不可“拼酒”“攀酒”。公司作為聚餐團建活動的組織者，應當肩負起組織安排及安全保障等義務，員工進入醉酒等危險狀態時，及時送醫救助。